走近“人民教育家”卫兴华、高铭暄,教师是他们最珍视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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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走近“人民教育家”卫兴华、高铭暄,教师是他们最珍视的身份

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向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颁授勋章奖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卫兴华、高铭暄获得了“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两位教授都有怎样的教书育人故事,一起来看↓

两位人大教授

在得知获得国家荣誉称号时说

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之树根深叶茂,祝人民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卫兴华

荣誉越高,责任越重。我是一名教师,捧着一颗爱心,站在三尺讲台,不求姹紫嫣红,切盼学生成才,共筑中华美梦!

——高铭暄

他们

严谨的治学精神

求真的科学态度

激励着广大师生

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

卫兴华:真理在交锋中迸出火花

近日,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卫兴华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他是三名“人民教育家”之一。他的师友们表示,“教师”正是卫兴华最为珍视的身份。

卫兴华当老师和别人不同,他不喜欢简单地传授知识,他要教的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他的学生同样是经济学家的洪银兴还记得,卫兴华的第一课就是反复讲学风和治学态度。“不唯上、不唯书,不唯风、不唯众,只唯实,敢于和善于独立思考、探索真理。他叮嘱我们,不能做‘风派理论家’。”洪银兴说。

他不要求学生的理论观点与其一致,主张教学相长,鼓励大家提出不同意见。“争论是有必要的。经济学的发展、理论的发展是不怕交锋的。有时候真理就是在交锋中迸发出火花的。”在接受采访时,卫兴华这样说。卫兴华认为,理论应是真理的喉舌,要为劳动人民、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讲话,把做人与做学问统一起来。

可以说,求真务实,贯穿了卫兴华追求学问的始终。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引进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权威性著作,当时,卫兴华还是一名年轻教师,他就直面问题,对这本教科书提出三个不同意见:一是认为货币没有阶级性;二是认为抽象劳动不是商品经济范畴;三是认为“固定资本的周转快慢影响利润率高低”的观点不能成立。最终,这三点意见均被国内学界认同。

也正是他求真的特质,让他在经济学领域成就斐然。他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最早系统研究和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理论,最先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他被媒体誉为“《资本论》研究权威”。

尽管研究的是经济学,卫兴华却对个人收入很不在意。他回忆起这样一件事:“比如外面请我们出去讲学、作报告,我从来不讲价钱。他们问需要多少报酬,我说我不讲这个。一次他们通过经济学院的行政人员请我,问卫老师报酬该给多少。我对学院行政人员说千万别跟人家讲价钱,可对他们说‘卫老师从来不讲这个,给不给都可以’。”

对于个人荣誉,他也始终谦逊,他说:“如果说中外学界的大师们是参天大树,我也许是其中的一根细细的枝条,或许是其中的一片树叶。”

但是,作为教师,他对自己的学生却有希冀和要求。洪银兴甫一报到,卫兴华就表示,希望他不仅拿到博士学位,还要成为有作为的经济学家。

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自己对青年学生的希冀。“人总要朴素一点,学风也要朴素一点,不能夸夸其谈……学生应该有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应该在行动上更多地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更多地考虑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他们做一些工作,为他们服务。我们在行动时应该时时有这样一个信念:怎么把我们国家的经济工作搞得更好,怎么使我们的民族更加强盛……我们应该成为人民的经济学家,应该成为人民拥护的经济学家,替老百姓、替人民说话的经济学家。”(姚晓丹)

高铭暄: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

学者之所以成为学者,在于对学问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刑法学泰斗高铭暄就是如此,自195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现为法学院)任教以来,他一直从事刑法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新中国刑法学专业第一位博导,从此结束了新中国不能自己培养刑法学博士的历史。2016年11月,日本早稻田大学还授予高铭暄名誉博士学位,以表彰他为中日两国刑法学术交流作出的贡献。

他的一生都与刑法相关,他全程参与新中国刑法立法工作。从“六经注我”到“我注六经”,这是一条艰辛的道路,也是一位学者必经的道路。

1951年,高铭暄从北京大学毕业,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他接受了四位苏联专家的授课,这四位老师对他们进行了系统的苏联刑法传授,既讲总则与分则,同时也做一些辅导,讲授一些学习方法。直到今天,高铭暄还清晰地记得这四位老师的名字。“贝斯特洛娃,来自苏联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法学院;达马亨,来自列宁格勒大学,现在叫圣彼得堡大学;还有一位是尼可拉耶夫,来自莫斯科大学;柯尔金主要是搞物证技术的,也兼搞一些刑法,也来自莫斯科大学。”高铭暄回忆道,“两年中学的还有基础理论,当时有马列主义基础课,也学过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和哲学,这叫四大理论。除了这些基础理论课以外,我们还听了一些逻辑课和一些实际部门的同志做的报告。”

两年的基础打得扎扎实实,而彼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立法工作任务繁重,于是,刚刚留校任职的毕业生高铭暄受人民大学的推荐和委派,加入立法小组,开始了漫长而曲折的刑法立法工作。

第一部《刑法》的立法工作从1954年开始,直到1979年结束。高铭暄和同事们克服困境,经过无数次讨论研究,终于如愿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的起草工作。任务多么繁重、工作多么严谨细致,一个数字可见一斑,仅“1954年的10月到1957年的6月,这一段时间就搞出来了22部刑法草案稿子”。高铭暄回忆。而且他还是唯一一位自始至终参与全过程的学者。“在立法过程中,我已记不清提出过多少立法意见和建议,搜集和整理过多少参考资料,对每一个刑法条文作过多少次的草拟、修订和完善。”

第一部《刑法》正式施行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又通过和颁行了众多单行刑法,对《刑法》的内容作修改和补充。高铭暄参与了其中大部分刑事法律的草创活动,包括提意见、发表立法建议、要求纠正不当条文等,受到了立法工作机关的高度评价。

近20年的立法实操磨砺了高铭暄,使他从一名法学院毕业生逐步成长为一位立法战场上的“老将”。改革开放以后,人民生活日新月异,法律也需要吐故纳新,高铭暄开始了新的征战,无论是原有法律的修订、新《刑法》的编写,还是《刑法总则》的归纳创制,高铭暄始终活跃在立法工作的一线。

199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北京召开刑法修改座谈会,会上,高铭暄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削减死刑的建议。新刑法典通过后,他又应新闻媒介、教学科研机构、司法部门等邀请多次讲授、宣传新刑法典。

除了立法工作,作为学者,新中国刑法学学科的发展壮大,也凝结着高铭暄的心血和汗水。他承担了《刑法学》《中国刑法学》等高校教材的编写,还承担了自学考试、业大、电大等不同层次的全国性刑法学教材的编纂工作。60多年来,他始终在教学一线,在培养学生方面,摸索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即“三严四能五结合”。“三严”就是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训练,“四能”就是培养学生的读书能力、研究能力、翻译能力、写作能力,“五结合”就是使学生做到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掌握与重点深入相结合、研究中国与借鉴外国相结合、个人钻研与集体讨论相结合。

他曾手书过一幅16字条幅“传道授业、培育英才、经世致用、恩泽永垂”,虽然赠予的是早稻田大学校长,但也可以看作是他一生的写照。(姚晓丹)

两位教授的精神鼓舞着人大师生

他们这样说

9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人民教育家”与人民大学主题学习座谈会。在会上,师生们这样说——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人民教育家”这简单的五个字,字字千钧。我们要学习两位老教授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德才兼备的育人理念、无愧大家的学人风范。他们的品格、经验、智慧是我们这所大学的宝贵财富,在学校改革、建设、发展的进程中,在铸魂育人的各个环节中,都要矢志不渝地学习、传承下去。

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我们要学习两位教授“严谨的治学精神、求真的科学态度”,就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和研究方向,坚持问题导向、理论源于实践的学术定位,坚持培养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学家,构建中国经验、中国风格的经济学。

法学院院长王轶:我们向两位教授学习,就要学习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浓烈的家国情怀、扎实的学术功底、开阔的学术视野、一往无前的勇气。

法学院教授冯军:两位教授让我们深切地体会到大国气概、大师胸襟和大爱情怀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要追随两位教授的学术品格、践行他们的教育思想、发扬他们的爱国情操,为祖国发展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

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田超伟:两位教授是传道解惑、诲人不倦的好导师,是慈祥可亲、关爱学生的好长者,他们的精神信仰、学问学识、为人处世,令学生们深深景仰。

来源 | 据《光明日报》、中国人民大学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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