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回首老北大人的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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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回首老北大人的无问西东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出版了一本关于“老北大人”的书。

读这些老北大人的故事,非常亲切,也非常感动。这些老北大人,就是我们身边平凡的老师。他们数十年如一日,为人师表、不辞辛劳、严谨治学、勇于创新。

因为平凡,所以感动;因为平凡,所以伟大!正是怀着把工作做好的朴素情感,老师们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

比如王选老师和陈堃銶老师,带领团队反复实验,成功设计出汉字字形的高倍率压缩和不失真的快速复原方案,使中国在激光照排技术领域领先于国际水平。又比如韩济生老师,为了救助患者,克服种种困难,先后创建了北医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北医神经科学研究所、北京神经科学学会、中华疼痛医学研究会,为推动疼痛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选院士

韩济生院士

爱国主义的内涵博大、深刻,但从来不是一个空洞的、艰深的命题,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具体的、实实在在的行动上。爱国其实跟我们每个人的联系都很紧密,“人人可做,处处可为”,小事持之以恒,小善久久为功,经年累月下来,就是了不起的爱国行动。

就像这些老北大人,他们怀揣着对本职工作的忠诚与热爱,把爱国之情付诸实践,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今天我们将通过他们人生中的某个侧面,来切实地了解那种脚踏实地的家国情怀。

马克垚:立学立身,常新育人

01

马克垚

马克垚,男,1932年6月生,山西文水人。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1956年留校任教。1986年至1992年担任历史学系主任。2000年退休。2005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跳出西方主义圈子,扎根中国大地,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我们过去就批判西方中心论,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教科书大体上还是西方中心论,因为西方好像有发展规律,人家有希腊、罗马、中世纪,然后就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但是东方是一种循环史观,中国是讲朝代,唐宋元明清,好像没有规律,所以我们就向西方学习。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学习了西方历史的这些规律后,我们的历史学研究才有了很大的进步,否则我们还是只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但是,我们也因此不知不觉受了人家的理论控制,跟着人家走。当学生就是要向先生学习,学习了以后跟着先生走,最后就跳不出来了。

萨义德的 《东方学》提出,你不但要认识到西方中心主义是西方人的学说,还要认识到是西方制造了东方主义,你对自己的认识也是西方人给你的。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给了你一个理论、一个方法,你就得跟着它了,所以你戴着它的眼镜一看,我们就是落后、专制、不民主,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定式,这就是在话语上受了控制。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efie Said)

一直以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范式、研究方法,长期占据国际学术主导地位。现在,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的史学已在不少领域可以到国际史坛一展风采,和他们打个平手,这日益引起西方学术界的重视。但是中国史学还是受西方主义的束缚,未能建构起中国自身的学术范式,出现 “西化”和 “国际化”的倾向。

此外,符合中国特色的学术评价体系尚未建立健全,当前学术界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的评价导向,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我认为,未来我们的研究一定要扎根中国大地,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既要借鉴西方有益的理论和方法,也要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需要构建中国理论,同时,还要实现学术评价转型,改变 “崇洋媚外”的学术评价标准,淡化数量考核,建立起更加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王学珍:踏入北大门,走上革命路

02

王学珍

王学珍,长期从事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工作。历任北京大学教务处秘书,教务处处长,副教务长,副校长兼教务长,北京大学党委组织部长、党委书记、中国信息大学第二任校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候补委员。

1948年暑假,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8年夏,国民党垂死挣扎,于8月19日公布了一份进步学生的 “黑名单”,对学生进行大肆逮捕,其中北大学生最多。组织通过内线知道了国民党的 “黑名单”,提前把这些同志转移了。8月北大很多同志被安排到解放区了,和我住同房间的两个室友也走了。我本来也被安排转移到解放区去的,身份证都做好了,在我准备出发的时候,组织上通知让我别走了,留在学校,团结同学,迎接北平解放。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大逮捕,比较活跃的学生社团,如风雨社,都停止活动了。我们转而开展系级活动,组织上安排我去做系学生会工作,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学习成绩比较好。我们还成立了一个新法学研究会,请教授当指导老师,开展公开活动。

迎接北平解放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同学,反对南迁,宣讲政策,保护校产。到1948年冬,北平城被包围了,课其实都不怎么上了,主要就是做这些工作。

团结同学,反对南迁,就是希望老师、同学留在北平,不要跟着国民党南下。这其实比较好办,法律系的老师、同学大部分本来就不打算走。个别家在南方、不愿留在北平的同学,暑假回家后就没有再来学校。一些有名的教授,由党员讲师、助教和校学生会人员去做工作,不需要我们去做。

我们主要是宣传党的政策,如党的城市政策、文教政策等,消除大家对共产党的误解。地下党印刷了很多宣传单,我们组织同学把传单送给有关的教师和同学。我们甚至还把传单装在信封里,写上法院某某院长收,送到法院传达室请其转给院长。

再一个任务是保护校产,防止国民党的破坏。这个工作也好完成,法律系本来也没有多少校产,主要是我们法学会有些书要藏好,如《列宁选集》、毛泽东著作等。

另外,如果真打仗了,可能会有断粮、断水、断电的危险。学生会组织各膳团储备粮食、油灯,还在红楼前打了一口水井。

尽管工作比较忙,但是大家非常兴奋,感觉黎明的曙光就要来了。我记得快过春节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凑了点钱买了些面和菜,就在房间里包饺子迎接新年。正在包饺子的时候,突然一声巨响,震得房间到处是灰,一看原来是一发炮弹打过来了,打到我们对面的房间,给床底下打了一个大洞。大家都以为这是解放军打的炮,非常高兴,收拾收拾继续包饺子吃,也没有害怕。后来才听说这是国民党打的,是要暗杀何思源市长,因为他在积极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李伯谦:手铲释天书,拂尘觅古幽

03

李伯谦

李伯谦,男,1937年2月10日出生,汉族,籍贯河南省郑州市,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92—2000年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主任兼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馆长。

我是研究上古文明的,在研究中国文明演进历程中,我总结了八点启示:第一,文明模式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发展结果。道路决定命运,考古学的事实告诉我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选择怎样的道路是决定其能否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第二,道路选定以后并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也可能发生改变。良渚文化前身是以军权、王权为主的崧泽文化,到了良渚文化阶段,开始接受红山文化,崇尚神权,因此垮了下去。第三,我国古代文明演进的历程是不断实现民族文化融合、不断吸收异族文化先进因素的历程。对异族文化因素不能全盘照搬,而是要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加以选择。

第四,血缘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祖先崇拜是中国古代文明保持延绵不绝、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第五,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共同的信仰和共同文字体系的使用与推广,是维护统一的重要纽带。第六,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 “天人合一” “和而不同” “和谐共存”等理念,以及在其指导下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等关系的实践,是文明自身顺利发展的保证。第七,中国古代文明演进过程中,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对保证大型工程的兴建和国家的统一,发挥了重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过度运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创造性。第八,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过程,也是阶级形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不断斗争—妥协—斗争的过程,统治者推行的政策,即使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也需要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不可超过其所能够忍受的限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回顾中国历史的历程,发扬优秀传统,总结经验教训,这对中华民族今天的建设和未来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我八十多岁了,从小时候到现在,我见证了时代的剧变。在我小时候,处处是现在难以想象的贫穷破败。抗日战争时期,河南的 “水、旱、蝗、汤”(水灾、旱灾、蝗灾,还有 “汤灾”,即驻扎在河南的国民党军官汤恩伯)我都经历过。如今,新中国成立70年了,70年砥砺奋进,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当年的艰苦、破败、混乱,到现在的富强、发达、和谐,我国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实力都有了巨大的增长,未来还有更加光辉灿烂的征程。作为北大人,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是我们应当牢记的责任和担当。眼底映着未名水,胸中长系黄河月,这是北大人该有的襟怀。

张注洪:愿将此身长报国

04

张注洪

张注洪,1926年12月生,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名誉会长。

我成长于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就学于战斗的40年代,研究起始于欢乐的50年代,中经艰难的60年代、萧条的70年代,直至觉醒的80年代和奋进的90年代,以至21世纪退休后又再次焕发了学术的青春,编写出了力求适应时需的论著。在我看来,史学研究既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探索,也要重视搜集丰富的第一手文献并力求 “穷尽”史料。在写作中,要做到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以及运用多种史学方法,反复修改、几经雕琢后,才去发表,这也是对历史研究负责的态度。

风雨70年,我在祖国的怀抱中成长到今天,见证了新中国一路走来的每一个脚印。从学习到工作,我受到了很多师长的教诲和同人的关怀;这些年来我取得的有限成果,不少都是由我的同事或学生参与合作才得以完成,我深深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

我今年已经90多岁,虽然人的生命有限,但党和国家的事业无限。回首过往,其间有付出、有收获,也有委屈、有煎熬。我虽经历过一些风浪、磨难,值得庆幸的是,我总算为祖国多少做了一些事情。但凡委托给我的工作,我必努力完成,不负党和国家的培养和期望。

回忆以往走过的道路,我觉得很欣慰。其实做人与做学问是一致的,无论何时都应该严谨求实、开拓创新,保持一种谦虚谨慎的态度,不能说做得最好,但一定要尽力去做。希望年轻同志能够堂堂正正做人,认认真真读书,踏踏实实工作,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现在国家发展日益向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正是每个祖国儿女发光发热的大好时机。希望大家都能振奋精神,认真学习,做好自己岗位的工作,为祖国的繁荣做出贡献。我年纪大了,但还能在晚年与祖国砥砺同行,发挥余热,感到无比高兴,相信年轻一代肯定能比老一代做得更好。

祝福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茁壮成长,我们的国家日益繁荣昌盛。

《我和我的祖国》

作 者:邱水平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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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黄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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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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